戰爭了後，紲落去咧？
1945年戰爭結束，但終戰從來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段漫長旅程的開始。以飛行員謝文達與高座少年工的經歷為起點，從天空夢想到戰爭動員與空襲記憶，映照戰後臺灣第一代的青春與失落。當戰爭落幕，人們才發現，真正未知的，其實是終戰之後的那一天。
終戰，對臺灣而言，並不是一句簡單的「結束」。
1945年戰爭停下的那一天，砲火雖然漸遠，臺灣卻沒有立刻迎來安穩，而是走進另一段仍需摸索方向的旅程。有人返鄉，有人失落，有人重新開始；更多人面對的，是如何在變動之中把日子繼續過下去。
若把這八十年的歲月看作一段飛行，就像是一架在亂流中慢慢穩住姿態的飛機。從終戰那一刻開始滑行，到冷戰前線的低空穿越；從戰後社會一步步起飛，到今日在民主社會中練習穩定前行。臺灣的八十年，是一段不斷面對威脅、也不斷長出自身力量的過程。
從空總出發，我們重新觀看終戰後的八十年，看見更多記憶，看見臺灣是如何一路走到現在，又將如何帶著這些記憶，走向未來。
1945年戰爭結束，但終戰從來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段漫長旅程的開始。以飛行員謝文達與高座少年工的經歷為起點，從天空夢想到戰爭動員與空襲記憶，映照戰後臺灣第一代的青春與失落。當戰爭落幕，人們才發現，真正未知的，其實是終戰之後的那一天。
終戰之後，戰爭並未遠去，而是以冷戰的形式延續。臺灣成為東亞前線，金馬長年承受砲火威脅，戰備也滲入社會日常。
從校園到家庭，反共抗俄的時代記憶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然而在壓抑之中，文化與記憶仍持續被保存，等待重新被看見。
戰爭與冷戰的陰影下，臺灣並未停下腳步。人們將力量投入勞動、產業與技術發展，從農村到工廠，從加工出口到科技研發，一步步累積島嶼的根基。面對國際變局與競爭，臺灣在全球秩序中尋找位置，也逐漸形塑出屬於自己的韌性。
威權體制結束後，臺灣逐步走向民主社會。不同族群、語言與價值在公共空間相遇、對話與協商，使民主成為日常。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臺灣以選票回應威脅，也展現守護自由的決心。守住民主生活與彼此信任，也是在守住這座島嶼的未來。
空總舊址最早是1939年興建的「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由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工業部改制而成，為當時臺灣工業研究的最高單位，其成立背後的動機，也跟當時的大東亞戰爭有關係，總督府希望工業研究所可以研發出重要的工業替代性原料，例如用甘蔗製作成燃料用酒精等等。而比較鮮為人知的是，臺灣坊間相當知名的品牌「工研醋」，跟工業研究所也有緊密的關係喔。
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的中澤亮治技師（人稱臺灣工業發酵之父），以及勝田常芳技手（技手：基層專門技術人員）等人研發出一款發酵菌種，可以快速且大量生產醋酸。而這樣的方法被西村商會的豬坂利夫與西川先生（名不詳）買下專利，成立「工研食品工場」，以現代工業的方式大量生產食用醋。
到了戰後，日本人被迫遣返，於是1946年，來自苗栗的商人許萬得，買下了食品工場，並改名為「大安工研食品工廠」，保留了「工研醋」的名稱，從此成了臺灣家戶必備的調味聖品。沒想到，這款幾乎在每間小吃店桌上都可以看到、不起眼的白醋，竟保留了太平洋戰爭時期工業研究院的科技遺產。
日本時代的工業研究所建築，因戰爭時期經費拮据，總督府僅完成了由建築師大倉三郎所設計，以鋼筋混凝土建造的「貳號館」，本棟建築因為厚實耐用，所以保存至今。戰後初期，工研所由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並改為「臺灣省工業試驗所」；1950年後，因工業研究所有完整的通訊及電力設備，且腹地廣大，因此由政府改為國防部空軍總司令部。空軍總司令部直到2012年才遷出，移交給其他部會；2018年，文化部在此啟動「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以空總舊址為基地，讓藝術、文化科技與跨域協作在此交會。將曾經是軍事重地、不義遺址，轉為鼓勵試驗、對話與創作的公共平臺。2024年，文化部公告指定「空軍總司令部（原臺灣總督府工業研究所）」為國定古蹟，並包含舊辦公大樓、戰情大樓等本體與多處附屬設施。
下課鐘聲響起，原本肅靜的空總圍牆周圍，頓時多了許多孩子們的笑鬧聲。空總附近有兩間學校，懷生國中、懷生國小，都是以空軍英雄「陳懷生」來命名的。
而懷生國小原本是中央航空學校子弟學校，該校於1934年，在杭州筧橋醒村創立——筧橋則是中華民國空軍的搖籃，如同黃埔之於陸軍一樣。1931年，中華民國軍政部於筧橋設立航空學校，兩年後，機場竣工，正式成立了中央航空學校。這所學校，銘刻了一群英雄的歷史，他們為了保衛在列強環伺、地緣局勢動盪不穩中成立的年輕國家，奉獻了自身最為寶貴的青春與性命。校園裡的精神堡壘，刻著無比壯烈的大字：「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短短一語，道盡了所有空中英雄的忠勇與豪情。
著名的文學家齊邦媛老師，年少時曾與一名飛官張大飛通信多年——張大飛與齊邦媛都是出身東北人，張父因為暗中庇護地下抗日成員而遭殺害。他於是志願加入中華民國空軍，成為第一批遠赴美國受訓的飛官。而因為張大飛與齊家熟識，所以齊邦媛很小就認識了這一名英挺的大飛哥哥，兩人在戰爭期間不斷通信，互相訴說日常生活與志向。齊邦媛的信件，是張大飛在出生入死關頭，少數的精神寄託。
在那樣純樸而動盪的年代，年輕人未嘗初開情竇，只知道將滿腔情懷寄託給家國、期許到未來。張大飛的最後書信，是寫給齊邦媛的哥哥齊振一，信裡寥寥幾句，卻說完了在亂世當中，被封存的兒女情長：
你收到此信時，我已經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晚上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我沉思，內心覺得平靜。感謝你這些年來給我的友誼。感謝媽媽這些年對我的慈愛關懷，使我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個可以思念的家。也請你原諒我對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出自齊邦媛《巨流河》）
這只是眾多飛官英雄的故事之一。2015年，公共電視臺的連續劇《一把青》將大時代下，這些飛官與家人之間的故事重新演繹出來，感人至深。
而懷生國小紀念的「陳懷生」又是誰呢？他本名陳懷，曾到美國進行飛行訓練，後來加入空軍第6大隊第35偵查中隊，亦即著名的「黑貓中隊」，中隊的隊徽亦是陳懷生所設計，黑貓象徵著機身全黑的U-2偵察機，而黑貓的眼睛及鬍鬚，都代表了機上精密的偵察設備。黑貓中隊從1962年到1974年之間，28位飛行員共執行220次高空戰略偵察任務，共有10人殉職，2位飛官遭到中共俘虜，犧牲比例相當高。但黑貓中隊在日間進行高空偵察，雖然險象環生，卻帶回了冷戰時期自由陣營最寶貴的情報，偵察中國的核武基地。因而黑貓中隊的U-2偵察機，也成為了中共優先鎖定俘虜的目標。
1962年，陳懷開著美國製的U-2飛機，一路飛到中國新疆、甘肅等地，中國的核子設施及飛彈基地所在地進行偵察，完成長達5000多公里、8小時又40分鐘的飛行長征，創下空軍紀錄。蔣中正總統於是賜給他別號「懷生」，意味「懷抱生還信念，活著回來」。
1962年9月9日，陳懷生再度飛上高空，深入中國內陸，進行最艱險的偵察行動，但就在任務過程中，被敵軍鎖定，不幸遭到防空飛彈猛烈攻擊，陳懷生與飛機一同墜地，英勇殉國，年僅34歲，也是黑貓中隊第一位犧牲的飛官。而為了紀念陳懷生烈士，政府便將空總旁的空軍子弟學校改名叫做「懷生國小」。如今六十年過去，空總已經轉型成重要的文化基地，但英雄之名依舊還掛在鄰近中小學的大門口，永遠紀念著空軍將士，為國赴難的英勇精神。
在臺灣戰後漫長的威權體制當中，空軍總司令部舊址曾是國家權力中樞的象徵之一，此處的辦公大樓與看守所，曾關押、審理了許多空軍官兵及軍校生。而與空總舊址相連的白色恐怖案件，也有戰後初期擔任首屆「臺灣省工業研究所」所長的陳華洲。他後來也擔任臺大化工系系主任，是化工系早期發展的重要推手，五〇年代末因為與《自由中國》的雷震相當友好，無故捲入了「武漢大旅社」案件，被誣指提供農藥巴拉松給兇嫌，遭羅織共同謀殺旅社經理的罪名，並且在獄中遭到嚴酷的刑求，1963年於審判期間病逝於臺大醫院。
僅在1954年至1956年間，此處便處理過多起所謂的「匪諜案」，政治犯如1955年「趙星吾案」的趙星吾（死刑）和梅濟民（判刑7年，坐牢19年）、以及捲入「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的黃陽輝（感化3年，坐牢6年）與鄧伯宸（感化3年）等人，皆曾在此遭遇司法不法的羈押與審判。基於這些缺乏程序正義的人權侵害事件，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於2022年，正式將此處指定為「不義遺址」，作為國家反省歷史創傷的重要場所。
趙星吾是湖南人，1949年跟隨軍隊來到臺灣，擔任空軍四四一六部隊中尉維修員，專門修理飛機。趙星吾來臺後，對政府感到不滿，經常偷聽中國方面的廣播，也常私下批評國民黨是「殘部」，把蔣中正說成是「匪」。1955年，趙星吾聽到中國廣播說，空軍岡山基地一名飛官胡弘一，駕駛AT－6教練機成功投共。趙星吾頗為興奮，無意間將此新聞透露出去，結果遭到軍方逮捕，被指控有投共嫌疑，遭到「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的罪名判處死刑，1955年9月29日於新店被槍決，死時年僅31歲。
而他的助手，出身東北的梅濟民也被牽連，遭指控曾在廁所裡寫下「打倒蔣中正」五個字，加上對趙星吾預謀投共一事「知匪不報」，所以兩案合併執行17年有期徒刑，最後梅濟民一共坐了19年又6個月的牢，從28歲被關到47歲。梅濟民出獄後，因為找不到工作，只能以寫作維生，他曾出版在監獄中寫成的《北大荒》、《哈爾濱之春》及出獄後寫成的《火燒島戀曲》等作品，頗受好評，但因政治犯背景，行事非常低調，自稱是海外留學的學人，成為臺灣文壇最神秘的作家之一
本章參考書目：
齊邦媛《巨流河》，天下文化出版，1998年。
林傳凱《空總：白色檔案考》（上下冊），國家人權博物館與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2020年。
《臺灣省工業研究所一覽》，臺灣省工業研究所，1947年。
《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相關史蹟點調查案總結報告書》，國家人權博物館，201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在1945年8月15日，隨著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而結束。但對於很多人來說，終戰並非一個固定的日期，而是一段更遙遠、更艱辛的旅途之始。終戰的那一天，並不是單一的情緒。有人困惑，有人悲傷，也有人終於鬆了一口氣。長時間的戰爭，使「結束」成為所有人共同的渴望，希望親人能回家、生命能被保住、被迫中斷的生活與夢想，似乎終於有機會繼續。戰爭結束後的日子，人們開始各自找尋被奪走的青春、勞動、語言、關係，或那個在戰火中被迫暫停的自己。
終戰，對許多人而言，它更像是一個必須重新定位人生的起點。有人迎向回家之路，有人卻尚未知道下一步該往何處去。對於臺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與日治時期離鄉背井投入飛機製造的臺灣高座少年工而言，終戰意味著返鄉、失落、空白與重新開始，也象徵戰後臺灣第一代面對世界改變的年輕身影。透過他們的故事，展覽從「終戰那一天」出發，開啟一段關於找尋、重來與選擇的旅程。因為終戰之後的那一天，才是真正未知的開始。
臺灣人還有很多故事等待述說，等待書寫。例如在二戰期間為日本國犧牲奉獻的臺籍日本兵，在戰後得不到應有的肯認，他們夾在中華民國、臺灣認同以及日本帝國子民的政治縫隙當中，猶如永遠困在終戰那一天的人們。例如簡茂松先生，在戰爭時期應募擔任日軍在婆羅洲的「戰俘監視員」，戰後被國際法庭當作戰犯起訴，判刑五年。出獄之後被遣返回日本，才發現日本不承認他的經歷，拒絕補償，連戰爭時期的工資也領不出來。而臺灣當時正處於威權統治時期下，親友也勸說他不得回到臺灣，否則可能遭到政治迫害。簡茂松只好留在日本，以開計程車為業，不斷向日本政府追索他應得的戰爭補償，卻始終被拒於門外。
而來自花蓮的原住民史尼育晤（Suniuo），日本名為中村輝夫，漢名為李光輝。他1943年加入日軍的「高砂義勇隊」，駐紮在印尼的摩羅泰島上，後來因為盟軍登陸該島，史尼育晤在倉皇撤退當中，與同袍走散，最後不知所終，所有人包含軍隊本身，都判定他失蹤陣亡了。沒想到，在終戰的31年後，1974年，印尼當地發現叢林裡有一名「野人」，行蹤相當隱密。經過印尼政府調查後，發現是當年失散史尼育晤，才將他遣返回臺灣家鄉。史尼育晤比起留在菲律賓的小野田寬郎，還更晚了幾個月「投降」，可以說是歷史上最後一名的日本帝國軍人。但遺憾的是，史尼育晤回到家鄉之後，難以適應家鄉巨大的改變，經常抽煙消愁，五年後即因肺癌過世。
戰爭的創傷，無論是哪一個族群的人，都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陰影。而戰後幾十年間，臺灣歷史就是不斷試圖壓抑或扭轉戰爭經驗、私下縫合及填補內心的空洞、忘卻失去親人、生離死別的哀慟，努力在新時代活下來的人間劇場。
1917年臺中練兵場，來自豐原的16歲的少年謝文達，看著美國飛行員亞瑟．史密斯（Arthur Roy Smith）的飛行表演，當史密斯駕駛著飛機劃破雲朵，在空間翻飛遨翔之際，讓日本與臺灣觀眾驚呼連連。此時少年謝文達心中洶湧澎湃，暗自許下願望：「長大後，一定要當飛行員！」
謝文達於臺中高等普通學校（今臺中一中）畢業後，遠赴日本千葉的「伊藤飛行機研究所」留學，成為臺灣第一名飛行員，也是日本第一批有飛機駕駛執照的人。1920年，謝文達終於圓夢，他駕駛著飛機「新高號」，回到故鄉，同樣也是在臺中練兵場進行飛行表演。
當時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全世界掀起了一股「民族自決」的浪潮，東亞也爆發了中國的五四運動、韓國的三一運動等等，謝文達在日本也受到這股氣氛影響，開始閱讀相關書籍，想為殖民地的同胞做一點事情。同時，臺灣也有一群有識人士，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開始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希望臺灣能有自己的民選議會，逐漸推動殖民地的自治進程。這群志士也於1921年組成「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希望以文化教育的方式來推動殖民地的啟蒙運動，謝文達也是文協創始會員。
1920年後，謝文達原本的飛機「新高號」因老舊不堪使用，需要再訂製一臺新的飛機。臺灣總督府及鄉親相當熱情，發起募資活動，全臺灣一共捐贈了2.5萬圓，給謝文達購買新的飛機，謝文達為了感謝總督府及鄉親的熱情慷慨，於是將這臺新飛機命名為「臺北號」。
1923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的伙伴們來到東京，要向日本政府提出臺灣議會的訴求。謝文達也熱血沸騰，義不容辭要幫請願運動來宣傳。於是他駕駛著臺北號，飛行在東京上空，由助手協助撒下上萬張傳單，上面寫著「給臺灣人議會吧！」，反對臺灣總督府的獨裁統治。這些傳單飄落在東京街頭，每一張都承載著殖民地對自由平等的渴望。那一刻，謝文達不僅是臺灣第一位飛行員，也是臺灣人自治之夢的領航者。
然而，這場飛行也讓他付出了代價，原本總督府預計提供的贊助費及工作被取消了，他也被日本飛行界所排擠。面對日本政府的施壓，謝文達被迫離開臺灣，到中國擔任飛行員。雖然臺灣人遨翔天際、自由自主的夢想，短暫落空了，但歷史不會忘記，謝文達與在東京上空灑下傳單，露出的驕傲微笑，以及那一段陽光明媚、夢想燦爛的永恆時刻。
1938年，一批從中國武漢飛抵臺灣的飛機群，在臺北松山及新竹機場投下了上百枚炸彈，造成38人傷亡、40架飛機損毀，臺灣正式被捲入戰爭的漩渦之中。到了1942年，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後，臺灣人才開始被動員上戰場、進入到全民備戰的狀態。
太平洋戰爭尾聲，以美軍為主的盟軍，雖然沒有登陸臺灣，但也派B-24、B-29轟炸機對臺灣進行空襲。起先在1944年的時候，盟軍都只是優先攻擊軍事及戰略物資地區，到了隔年，盟軍亟欲儘速終結戰爭，開始針對臺灣各大城市進行全面轟炸。例如在1945年3月1日，41架B-24轟炸機來到臺南市區上空，投下數百磅炸彈及燃燒彈，臺南市區瞬間燃起滔天烈焰。
空襲警報！空襲警報！空襲警報！
阮阿公空襲的時，早就已經跋落山跤。
阮阿媽的豬牢，予怹燒甲臭火焦。
阮阿爸上班的糖廠，去予掃甲一空一隙。
做田的，攏嘛走去覕佇樹仔跤。（伍佰《空襲警報》）
臺灣人在猛烈空襲之下，遭遇究竟如何？以在臺南非常有名望的，曾經參加過文協以及臺灣民眾黨的韓石泉醫生為例：空襲當下，他受徵召到其他醫院救援傷患。而韓醫師的宅邸（兼診所，今民權路「韓內科」）也遭到炸彈炸毀，其中一顆砲彈直接貫穿屋頂，在中庭爆炸，診所幾乎遭破壞殆盡，幸而家人都即時躲進防空壕中，倖免於難。不過韓醫師的女兒韓淑英第一時間跟著女子救護隊出門救災，一直到傍晚都還沒回來。韓石泉相當緊張，空襲結束後，在殘破的斷壁殘垣當中，徹夜尋找女兒的身影。第二天早上，韓石泉在診所旁的瓦礫堆當中，尋獲了韓淑英的遺體，他上半身早已被燒得焦黑，下半身則埋在瓦礫堆當中。韓石泉忍住傷痛，帶著一家大小到本淵寮（安南區安中路三段附近）重新開業，持續協助市民重建家園。
兩個多月後，5月31日，一百多架B-24轟炸機壓到臺北上空，投下300多噸炸藥，天火驟降，瞬間帶來地獄景象，奪走了800條左右的人命，而整座臺北城，也幾乎被炸成廢墟。根據盟軍統計，太平洋戰爭當中，臺灣因空襲死亡的人數高達6100人。前臺大醫院教授張寬敏回憶，當時他正在學生隊服役，從郊區丘陵上看到整座臺北城的慘況，飛機從總督府、臺大醫院開始轟炸，炸彈落下就燒起很高的火焰，緊接著就捲起黑、黃褐色的濃煙，整個場景猶如「羅馬城的末日」。而他家（蓬萊醫院），也被炸成焦黑的危樓，幸好家人躲在防空壕當中，才避過這場劫難。
作家東方白在自傳《真與美（一）：詩的回憶》中，引用父親的話語，描述當時臺北城內如地域般的景象：「我一世人不曾看過彼倪多的死人，彼一日由蓬萊國民學校對面彼間葬儀館經過，看著彼亭仔腳，一具復一具，疊到滿滿滿，攏是臨時用甘蔗蒲板儲的，湯流到土角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鼻若沒掩咧，沒法度通由彼面前的大路經過。」如此慘絕人寰的景象，令人感到無限的哀淒。
1943年，在高雄港濕熱的微風中，上千名剛從公學校畢業、年僅十餘歲的臺灣少年成群結隊地踏上甲板。少年們心中懷抱著「凌雲之志」，嚮往成為像零式戰機設計師堀越二郎那樣的航空工程師，渴望前往日本半工半讀，學習當時最先進的工業技術。這趟航程對他們而言，一方面是到日本工作賺錢，擺脫貧窮的路徑；另一方面藏在心裡的，更是對飛行與機械的憧憬。
到了日本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後，他們發現了現實與夢想的巨大落差。在短短三個月的基礎訓練後，這些少年便被投入了高強度的軍事生產線，除了學習機械知識之外，也要接受嚴苛的軍事訓練。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打造日本海軍末期的防禦王牌——「雷電」戰鬥機。這群志氣高昂孩子，在戰時物資短缺與盟軍空襲的雙重威脅下，展現了驚人的韌性與精確度，他們的生產效率並不輸給成年的日本工人。而東俊賢也因為優異的表現，受到長官賞識，特別參與了特攻飛機「櫻花」（自殺式飛機）的生產線。直到戰爭結束，這群臺灣少年組裝出了128架「雷電」戰機。而數十位少年工在異鄉的工廠與宿舍中，不幸死於盟軍的機槍與炸彈下。東俊賢也親眼目睹了東京大空襲之後的慘狀，舉目四望，全部都是破碎燒焦的屍體及建築物的廢墟，完全不是初抵日本時，所見聞的熱鬧大都會。
1945年日本投降後，海軍工廠隨即關閉，倖存的少年們自力更生，還有一段時期，因為沒有了工資，少年們飢餓無比，只能去農田裡偷摘農民的作物裹腹，如此渡過了數個月艱辛的歲月，才分批返回故鄉臺灣。直到戰後很長的一段時間，這群少年工的故事，才開始漸漸被世人所知。
1945年，對於所有人類都至關重要的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人們在殘酷的戰鬥中存活下來，但歷史沒有給人們喘息的時間，不斷前進，當戰後盟軍打開集中營大門的那瞬間，掀開了深淵裡的殘酷悲劇，卻也同時帶來無限大的希望。
戰時，臺灣島上的人們也同時都抬頭仰望著天空，無論是經常到媽祖廟上香，祈禱擔任志願兵的兒子平安返鄉的母親；也有本該讀書但被徵召的學徒兵；還是準備登船支援前線的看護士。所有人都在早晨廣播中聽到愛國歌曲，但每個人眼裡所見的天空、心裡所掛念的遠方，樣貌都完全不一樣。
結束，是漫長的告別、也是無限延長的開始。迎接人們的並非真正的平靜，而是在新的秩序與壓力之下，生活充滿不確定與恐懼。臺灣人仿若被懸置在時空裂縫的一群人，仿若薛丁格的貓，狀態從未被確認。終戰那一天過後，同時夾雜敗者的失落與成為戰勝國民的欣喜，有時疑惑、有時又雀躍若狂；而更多的是「存活之後」有待整理的家園，有待尋覓家人、有待接續的人生，那些不確定的諸多選項。
戰後好一陣子，基隆港邊始終人潮洶湧，人們都在翹首等待，向巨輪揮手。無論是在等待倖存的家人歸來、或者揮別引揚的日本友人、在無數多被深埋的故事中，有些人心碎、有些人夢想正要高飛，但臺灣人們的戰爭創傷始終沒有機會訴說，直到我們真正面對傷口、擁抱彼此為止。
80年來，我們都在不斷尋找亮光、永遠在眼前的希望，但對臺灣人來說，卻始終像是還沒有跑過終點線的一場馬拉松，終戰就像「中站」，是命運千迴百轉，一次短暫停靠；是追求新的契機、是無限延後的期盼。
2002年，劉德華《美麗的一天》專輯裡，有一首歌叫做〈黑蝙蝠中隊〉，前奏下去，劉德華低沉穩重的嗓音唱著：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當楓葉再紅 我會回來看你（劉德華演唱/李安修作詞）
在冷戰陰影籠罩的1950至1970年代，在新竹的空軍基地裡，有一群代號為「黑蝙蝠」的神秘編隊——當眾人熟睡時，黑蝙蝠飛行員們在夜色之中，駕駛著未配備武裝的電子偵察機起飛，劃破深邃闃靜的夜空，朝向北斗七星航行，無聲穿梭於敵方雷達與砲火縫隙之間，在100多公尺的低空中，掠過山岳、海面以及中國的軍事重地，冒死帶回珍貴的情報。
黑蝙蝠中隊的任務極為特殊，也極為危險。在美蘇對峙的國際架構下，臺灣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合作進行電子偵照、空投與情報蒐集等行動，例如著名的「南星計劃」、「奇龍計劃」等。該單位於1956年開始進行對中國的偵察任務，到了1958年，正式編成「空軍第34中隊」，因為隊徽上有一隻蝙蝠，又是在夜間行動，所以號稱「黑蝙蝠中隊」。
黑蝙蝠執行任務的時候，為了減輕重量、搭載更多精密感測設備，飛行員駕駛的偵察機幾乎沒有防護能力。他們仰賴的不是武器，而是對地形的熟悉、對飛行技術的掌握，以及在突發狀況中保持冷靜的能力。在1952年到1967年停止任務其間，共執行了838架次的任務，先後有10架飛機被擊落或意外墜毀、因公殉職的將士多達148人，為中華民國空軍犧牲最為慘烈的特種單位。
如同劉德華歌曲裡面講述的故事，現實黑蝙蝠中隊裡，100多個空軍烈士背後，就有100多個暗夜悲傷的故事——1955年，一名年輕的女老師鄭淑儀在新竹結識了黑蝙蝠中隊的領航員李滌塵（身後追晉中校），李滌塵帥氣又風趣，兩人於是陷入熱戀，不久之後結了婚。但多年後，兩人一直都沒有小孩。直到1962年年初，淑儀察覺自己開始害喜，意外發現已經懷孕一個多月了，他感到驚訝又興奮，想跟丈夫宣布喜訊。誰知道丈夫急忙接到任務，很快就隨著其他組員，共同搭乘P2V-7U偵察機，朝暗夜及繁星疾駛而去。
一個晚上過去、鄭淑儀夜不能寐，第二天白天，基地都沒有消息，最後才由隊長帶來消息說：「飛機失蹤了……」
就這樣，李滌塵少校等13名黑蝙蝠隊員，再也沒有音訊，消失在中國渤海一帶。李滌塵年僅37歲，留下遺腹子，是一對可愛的雙胞胎。
鄭淑儀在半年後，寫下一封給先生的信，但李滌塵已經收不到了：
塵，任我聲嘶力竭的忽喚你，你卻聽不見一聲，「我回來了，我在這裡。」的回答。距你離開已半年多，這音訊全無的半年裡，每天晚上我捧著那張聖誕節拍的照片問你：「塵、你在哪裡？」為什麼還不回來呢？可是照片中的你咧著嘴傻笑，不回答我。是想著要當爸爸而高興嗎？還是看到它更加深了我對你思念？（鄭淑儀老師的信，1962年6月20日）
許多飛行員在夜空中消失，成為長年無法對外言說的秘密。對家屬而言，失去親人的原因、過程與位置，往往只能在多年後，透過解密的歷史檔案，一點一滴拼湊出接近真相的輪廓。對他們而言，「起飛」意味著可能無法返航；進入那片危險的空域，是他們為了國家、也為了守護身後的家庭與日常生活所作出的死生抉擇。在那個年代，天空依舊是戰場，而每一次飛行，都是忠誠與勇氣的至高展現。
時鐘回撥到10年前的國共內戰，1949年10月25日，共軍趁夜渡海，企圖進佔金門島，遭到金門守軍強力反擊，最終登陸共軍全數遭包圍殲滅，近4000人投降。這場英勇的戰役即為「古寧頭之役」，不僅成功守下了金門島，也安定了臺海全體將士的軍心。
直到1950年6月韓戰爆發之後，美軍第七艦隊介入臺灣海峽，至此共軍無法渡海攻臺，臺海分立局勢就此確立，所以才會出現「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格局。而金門、馬祖就此孤懸在福建外海，成為冷戰對峙當中最艱辛的「前線基地」。在情勢最嚴峻的時候，最高曾有17萬名國軍將士戍守在這幾座島嶼上。
1958年，基於臺美聯盟不斷派遣軍機到中國境內進行軍事任務，中共開始在福建沿海組建空軍，引發臺海之間的衝突危機。於是在該年的7月開始，在福建外海的平潭、金門、馬祖等地上空，臺灣與中國空軍展開了數場激烈的戰鬥。中華民國空軍以美製F-86軍刀戰鬥機，迎戰中國的米格17戰鬥機，此戰AIM-9響尾蛇飛彈首次登場，震懾了中國空軍。該年7月到10月，雙方空軍在藍天中交火鏖戰無數回合，我方幾乎大獲全勝，殲滅共軍10至30架戰鬥機。
中共在制空權上受挫後，為了持續威嚇我國，開始於1958年8月23日晚上6點30分，向金門發動全面性的砲擊，因此這場漫長的戰爭，就叫做「八二三砲戰」。
回顧當天傍晚，金門夏日的天空昏黃，偶有海風吹拂，結束一整天的巡邏工作，吉星文將軍以及許多將士們正準備要用餐休息，稍微卸下白天的警戒。吉星文將軍便是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在蘆溝橋周圍奮勇抵抗日軍的指揮官，當時他向師長馮治安報告：「蘆溝橋上只有戰死的吉星文，沒有投降的吉星文。」同時率領500名大刀隊鎮守宛平縣將近一個月，阻擋日軍進一步攻勢。
這樣一位浴血百戰的抗戰英雄，雖身負多處重傷，但仍在前線為國效忠。1957年後，吉星文銜命駐防金門，擔任副司令官，雖然他早年因為車禍有腰傷宿疾，但他一直不敢回臺灣治療開刀，擔心影響前線防務工作。8月19日，吉星文寫了一封家書，說對岸黃沙揚塵，恐有軍事動作，暫時無法返臺，最後寫上「前方一切平安，勿念」。
過了四天，8月23日傍晚，國防部長俞大維預計到金門巡視，督導備戰，吉星文、趙家驤、章傑等三位副司令官在太武山明德湖（今太武山明德公園）稍歇，準備與國防部長共商戰略。但突然間空襲警報響起，接著天搖地動，四處都是炸彈怒吼，火光沖天，吉星文將軍等人在聽到防空警報，準備要衝回指揮所，卻沒想到一顆砲彈直接落地爆炸，當場血肉橫飛，吉星文將軍等三名副司令，便犧牲於砲火之下。
一直到吉星文陣亡之後的十數天，九月之後，吉星文的家人才接到8月19日，從遠方島嶼寄來的家書，一切平安，勿念。
從1958年8月23日砲擊開始當日，金門島在短短數小時內，就落下了3至5萬枚砲彈，幾乎將整座的軍事陣地都被砲火掃過一遍。幸好金門守軍早有固若金湯的地下陣地及堡壘，且戰意堅強，絲毫未受動搖，就這樣冒著砲火，抵禦了一個多月。直到中共意識到金門、馬祖陣地無法透過砲擊摧毀，且在國際輿論上也充滿壓力，於是到了10月之後，改採「單打雙不打」的恐嚇形式，企圖以宣傳彈及心戰來影響金馬前線軍民的士氣。八二三砲戰一直延續到1979年為止，大約20年左右，通算金門島總共承受了共軍將近47.5萬發砲彈。
當時金門、馬祖實施的是「戰地政務」，亦即軍管模式，食衣住行一切都由軍隊監控，除了貨幣管制、宵禁、燈火管制等嚴苛的管理，電視機及收音機都是受管制的通訊器材，居民出海捕魚也必須經過國防部同意。又例如八二三砲戰「單打雙不打」期間，晚上是不能開燈的，否則會變成轟炸的目標，居民平常吃完晚餐，一聽到砲彈聲，就趕緊丟下筷子到防空洞躲好。甚至再平常不過的活動，例如體育課所用的籃球，都是需要登記的——因為籃球本身可以作為渡海的浮具。由此可見，金馬地區的居民，被迫作為「冷戰前線」，所承受的壓力與困難，是臺灣居民難以想像的。
因此雖然金門、馬祖距離臺灣島相當遙遠，而距離福建只有一水之隔，但長期作為內戰前線基地，加上每年臺灣島派駐十幾萬的阿兵哥（那些抽到「金馬獎」的青年們），也活絡了島上的經濟。冷戰時期，金馬的命運已經和臺灣唇齒相依，緊密相連。
90年代後出生的金馬青年大多有臺灣求學經驗，他們一方面在解嚴後的自由空氣中，試圖重拾被長期軍管制度下掩蓋的在地主體性；另一方面，則身處「大陸」政治磁吸與「大島」認同形塑的拉扯之間，深刻體察地緣政治帶來的經濟與身分焦慮。唯有透過更多歷史理解與文化交流，同理彼此在不同政治歷史背景下的遭遇與困境，在尊重離島主體性的前提下，我們才能將戰地防線，轉化為守護民主與自由價值的韌性，進一步深化群島共同體的內涵。
1955年初夏，一輛掛著蔣中正總統巨幅畫像的火車，車身漆上鮮明的藍白紅三色，從嘉南平原駛過。一大清早，正在低頭除草的稻農們紛紛抬起頭來，興致盎然地看著這輛裝飾稍微浮誇的列車，車身印著「反共抗俄」四個大字。有年輕人在田邊大聲說：「這是政府宣傳的機關車，等一下會停在烏樹林車站。大家緊來去看啊！」不久之後，大約8點30分左右，車站附近湧入了六、七千名看熱鬧、以及動員來的群眾，大家都對車頭掛著的巨型蔣中正畫像頗為好奇，交頭接耳，對於台糖宣傳隊表演的反共話劇「骨肉天涯」也都給予如雷掌聲。而現場群眾在活動結束後，也從宣傳隊手中拿到不少新奇的紀念品，包括蔣中正的肖像小卡、保密防諜紙扇、反共書籤、反共火柴，以及一小包「健素糖」（台糖利用酵母與糖蜜製作而成的營養食品）等等。
在五、六〇年代，「反共抗俄」不僅是最高國策，更是全民總動員的終極目標。這列宣傳專車不僅在鐵道上巡迴，更在沿途停靠的車站舉辦熱鬧的宣傳活動，鑼鼓喧天地上演起了布袋戲。除了鐵路，政府也將卡車改裝為公路宣傳車，車身掛滿標語看板、插滿國旗，浩浩蕩蕩地展開為期兩個月的環島宣傳。總共臺鐵舉辦了兩次反共抗俄列車之旅、公路黨部舉辦了三次公路宣傳之旅，台糖舉辦了一次糖鐵列車宣傳之旅。以台糖列車為例，列車於1955年5月5日從臺中中山堂出發，行經1198公里的糖業鐵路，歷經為期一個月的旅程後，順利抵達屏東南州糖廠。整趟旅程，台糖一共發放了25萬包健素糖。
同時間，政府也大力推動「反共文藝」、提出「戰鬥文藝」理論，透過官方色彩濃厚的「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來鼓勵作家書寫相關題材，例如作家彭歌、瘂弦、潘壘等人，都因此寫下了史詩般的文學創作；這筆獎金也有過歌詞創作的獎項，如〈反共進行曲〉、〈反共抗俄歌〉等知名愛國歌曲，都曾獲得獎項，影響了當時臺灣的文藝創作潮流。
例如1949年11月，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任卓宣邀請作家孫陵所寫的歌詞〈保衛大臺灣〉，發表於《民族報》上，成為第一代的「愛國神曲」：
保衛大臺灣，保衛大臺灣，
保衛這民主自由的堡壘，保衛這反共復國的基地。
保衛您們自身的安全，保衛您們自身的勝利，保衛您們自身的路呀！
我們已經無處後退，只有勇敢向前，把共匪消滅，把共匪消滅，
保衛大臺灣，保衛大臺灣。
不過諷刺的是，這首激昂無比的反共歌曲，過不久卻遭到政府禁唱，原因不詳，但據說是因為「我們已經無處後退」一句太過消極，好像國民黨政府已經走投無路一般，另外就是「保衛大臺灣」唱起來像是「包圍打臺灣」，非常不吉利，所以政府才下令禁唱。而孫陵本身雖然是愛國作家，他嘔心瀝血的反共小說《大風雪》，因描寫九一八事變後的哈爾濱，用了許多共產黨專有的詞彙，所以在1956年遭到查禁。
而在《新生報》與《中央日報》等官方媒體上，也開闢了漫畫專欄，刊登諸如梁又銘的漫畫《拍案驚奇》、《土包子下江南》，或牛哥的漫畫《解放後的牛伯伯》及《牛伯伯打游擊》等，描繪並諷刺「共產黨統治下，中國大陸民不聊生」的情況。而甚至民間也出現了「愛國布袋戲」，上演《女匪幹》、《收拾舊山河》等反共戲碼。由此可知，當時所有文藝創作在國策底下，都要先披上反共的大衣，才能登上公共舞臺。在國策「反共抗俄」的大旗下，舉凡食衣住行育樂皆被賦予了戰鬥意義，無人能自外於國家動員；整個社會的呼吸與脈動，已然與國家的戰備狀態緊緊相連。
不僅文藝作品，1950年年代，反共抗俄的標語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臺灣省保安司令部推動〈印製品加印反共抗俄宣傳標語暫行辦法〉，當中規定「所有私人印刷之貨品包裝紙、紙袋、紙盒、商標紙、統一發票、日曆、月份牌、香煙盒、火柴盒、信紙、戲票、入場券、說明書、練習簿、日記簿、書刊封面底、夏用紙扇等物，一律加印反共抗俄宣傳標語」。因此諸如「反共抗俄 消滅共匪」、「雪恥復國 還我河山」、「效忠領袖 永懷領袖」、「保密防諜 檢舉匪諜」、「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等標語，出現在臺灣各地大街小巷、家戶日常用品之上，成為了1950到1970年代，臺灣人的共同記憶。
國土安全必須仰賴國軍將士、海巡、境管等第一線人員來捍衛；而維繫國家認同感，精神上的文化記憶，則必須仰賴全體國民攜手，日夜守望。
出生於嘉義，日本時代臺灣著名畫家陳澄波，曾經在1926年，以油畫作品《嘉義街外》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為「帝展」），帝展代表當時日藝術界的最高殿堂，陳澄波也是臺灣第一位以油畫入選帝展的藝術家。不過戰後初期，發生了二二八事件，陳澄波捲入了時代巨輪，遭無情的政治暴力碾壓，提早離開了人世。
那是一個沉默卻又喧囂的時代，每個人心中都藏有無限的疑惑，同時也產生了無限多的希望。1947年3月25日，嘉義車站前一陣騷動，幾聲槍響震驚了整個嘉義市區，但隨即卻是長達40年的噙淚噤聲。
原來陳澄波不僅是一位畫家，也是關心民生社會的熱血青年。到了戰後，他當選了嘉義市的參議員，積極為民眾發聲。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後，他擔心動亂會進一步擴大，於是擔任嘉義市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委員，希望協助事件善後。當嘉義水上機場爆發武裝衝突時，他與12名談判代表，包含參議員潘木枝、盧鈵欽等參議員，到機場與軍方談判。卻沒想到，代表團卻被軍方所扣押，陳澄波等人都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後，於1947年3月25日，在嘉義車站前遭到槍決，死時年僅53歲。
陳澄波的妻子張捷，接到親友通知後，趕緊狂奔到嘉義車站前，迎接他的卻是滿地的鮮血、尚未闔眼的丈夫遺體，令他極度撕心裂肺的畫面。等到政府通知領屍後，張捷一時借不到擔架，便與家人拆下家中的門板，把丈夫陳澄波的遺體運回家中，張捷用背抵著門板，將陳澄波遺體傾斜30度角，以便讓攝影師拍照。接著，張捷把陳澄波上百幅的畫作一幅一幅藏到閣樓收好，每年親自擦拭、保養一次，深怕畫作壞掉。他知道，那是陳澄波的靈魂心血，有天一定能重現光明，讓臺灣人再次看到他的作品。
之後，她一幅一幅地將上百件畫作藏入閣樓，每年親自清理、維護，期盼有一天能讓這些作品重見天日。終於在三十多年後，1979年，雄獅美術與張捷合作，舉辦了「陳澄波遺作展」，才讓世人又看見了這些美麗的油彩。可惜的是，當時仍在戒嚴當中，關於陳澄波的死因，展覽過程中沒有提到隻字片語，仿若畫家無故消失在人間一般。一直到臺灣社會開始推動轉型正義後，陳澄波的生平，以及張捷用畢生心力保存畫作的故事，才逐漸被臺灣人所知。
同樣的選擇，也發生在黃土水的作品身上。黃土水（1895-1930），成長於臺北艋舺祖師廟附近，從小浸潤在宗教木雕創作的環境當中。畢業於總督府國語學校後，到東京美術學校深造，鑽研雕刻藝術。1920年以作品〈山童吹笛〉入選帝國美術展覽（簡稱帝展），是首位入選帝展的臺灣藝術家，在當時，帝展是日本帝國內美術領域的最高殿堂，入選帝展，不僅是個人的榮銜，也是臺灣現代藝術的重要里程碑，鼓舞了殖民地臺灣，對藝術創作充滿熱情的後輩。隔年，黃土水耗時兩年創作的作品〈甘露水〉，再次入選帝展，成為其代表作之一。不過到了1930年，黃土水35歲的時候，因為過度投入創作，積勞成疾，不幸因盲腸炎併發腹膜炎，逝世於東京。他的雕塑作品由妻子廖秋桂自日本運回臺灣，並致贈給臺灣教育會館（今國家二二八紀念館）。
戰後，因為教育會館轉作省議會使用，這座〈甘露水〉雕像就被棄置在臺中火車站前，臺中的外科醫師張鴻標發現這是黃土水的作品後，細心保存在家中，卻又不敢對外公開張揚，張醫師的兒子張士文回憶，從小家人就叫雕像為「姐姐」，在姐姐旁邊吃飯寫功課，媽媽還會警告他：「吃完飯後要趕緊寫功課，不然姊姊會生氣」，後來，張士文在《雄獅美術》上看到文章，才知道姐姐竟然是藝術界傳奇的〈甘露水〉。1974年，年邁的張醫師擔心他過世後，這尊國寶一般的雕像，會再度遭到惡意破壞或遺棄，於是決定將雕像封存在木箱裡，，直到「本省人與外省人彼此都懂得相互尊重」的時代來臨為止，才能將雕像還給國家。就這樣，〈甘露水〉的身影，消失了47年之久。
直到2021年，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才透過張醫師家族，從霧峰的一間倉庫中尋獲〈甘露水〉，終於在她誕生百年之際，能重獲光明，也讓當代臺灣人都能看見日本時代臺灣的藝術榮光。如同黃土水27歲時，在1922年用日語寫下〈出生於臺灣〉一文，寫下充滿對土地的愛戀：
出生在這個國家便愛這個國家，生於此土地便愛此土地，此乃人之常情。雖然說藝術無國境之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創作，但終究還是懷念自己出生的土地。我們臺灣是美麗之島，更令人懷念。
參考書目：
濱崎紘一著、邱振瑞譯《我啊：一個臺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圓神出版，2001年。
蘇碩斌等著《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衛城出版，2025年。
韓石泉《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望春風文化出版，2009年。
東方白《真與美：詩的回憶》，前衛出版，1995年。
曾吉賢《1198.5km記反共抗俄台糖鐵路宣傳列車軌跡》，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
林滿秋《供桌上的自畫像：陳澄波與他的妻子》，小典藏出版，2017年。
在長時間的壓力之下，臺灣人不只是「活下來」，也開始在生活中慢慢重建自我。這並非某一刻突然完成的自我認同，而是在反覆調整與摸索之中，一點一滴形成自己的樣貌。人們如何在制度的縫隙裡，保留感受、記憶與判斷，讓生活重新成為能夠感受、思考與連結的存在，也同時象徵著「臺灣」樣貌的成形，使這座原本為戰而生的島嶼，開始發生轉變。
戒嚴體制之下，島嶼的行動是受限的，但生活仍然必須前行。1950至1960年代，在美援支持與政策引導下，群島進入重建與發展階段，大量人口從農村前往都市，投入工廠與各類基礎建設，為家庭與下一代累積新的可能。這是一個以「打拚」為核心的年代，人們相信只要肯做、肯撐，未來就有改變的機會。到了1970至1980年代，臺灣先是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8年「台美斷交」等變局，在國際政治上遭到孤立。但臺灣人並未停下腳步，將無法改變的外在處境，轉化為更加務實的生活態度，專注於工作與產業發展，一步一步建立起穩定的經濟基礎。這些選擇看似平凡，卻逐漸累積出改變社會的力量，也讓群島開始從戰後的不確定之中，走向能夠自我支撐的階段。
群島的歷史，如同層層堆疊的千層蛋糕，不同時代的人們從遠方來到此地，在戰爭與和平的交錯中生息繁衍，也將各自的夢想深植於土地之中。島嶼並非一夕繁榮，而是在無數日常的勞動、照顧與選擇之下，逐步累積出經濟的韌性與社會的穩定。
戰爭的景象漸行漸遠，冷戰的結構與影響仍然存在之下，行動或許受限，但人們的內心仍然保持熱度。努力工作、照顧家庭、期待下一代，將希望寄託在明天。正是這些看似平凡、卻持續不斷的生活選擇，讓臺灣在壓力之中前行，也在時間之中，慢慢形塑出更穩定、更有信心的社會樣貌，也為後續的自我認同與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臺灣的命運雖然曲折多舛，但臺灣人心強韌且勇敢堅定，開創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在「護國群山」出現之前，臺灣人早已默默開創出許多產業奇蹟——臺灣的農民勤懇踏實、吃苦耐勞，因此農業生產效率極高，農產品的品質也相當優良。除了知名的稻米、甘蔗、茶葉之外，臺灣還素有「水果王國」的美譽，香蕉曾是炙手可熱的銷日明星，輸往日本時，往往甫下貨船便銷售一空。前經濟部長江丙坤就曾經回憶，他當年搭船要去日本讀博士的時候，有人建議他先在碼頭旁買三個大竹簍的香蕉，然後跟著郵輪帶到日本。結果一下船，果然就有一堆小販搶著跟他收購香蕉，他轉手就賺了30美元，等於一整學期的學費。江丙坤相當驚喜，於是他每年暑假結束後，要回日本的時候，都會帶上幾簍香蕉，賺取博士班學費。這也可以看出當年臺灣香蕉在日本的搶手程度。
而香蕉的重要產地——高雄旗山小鎮，在五、六〇年代的繁榮景象，更是不輸給曾經富產金礦的九份，所以又被稱為「北九份、南旗山」。而今日高雄駁二藝術特區旁的「香蕉碼頭」，當年是上千簍尚未成熟、綠油油的香蕉的乘船之處，也是香蕉貿易盛極一時的重要證明。
除了香蕉等水果，臺灣農產品還曾榮登全球「三罐王」的寶座——鳳梨、洋菇（蘑菇）、蘆筍三種罐頭風靡一時；時至今日仍廣受喜愛的津津蘆筍汁，正是在那蘆筍全盛時期所開發的飲料。而洋菇罐頭，更是農民在冬季稻米休耕期間，全家動員栽種的高經濟作物之一，農民利用稻田收成後的稻桿，以及養雞的糞肥種植洋菇，許多農村孩子在清晨三四點就要起床，到菇寮協助採摘洋菇，一直到六七點才去上學，所以對很多農村子弟來說，務農是一種相當辛苦的經驗。
這些「水果王國」、「三罐王」的榮耀，其實是農民辛勤在土地上用汗水澆灌而來的，也是支撐臺灣經濟成長、不應被遺忘的最重要推力之一。
但臺灣農民受限於土地、資本等因素，雖然非常努力耕作，收入卻非常微薄，生活很不容易。再加上當時政府實施肥料換穀等政策，農民的稅賦壓力非常大，經常入不敷出，有時候家中雖然種植稻穀，日常卻吃不起鬆軟的白米，只能吃曬乾的蕃薯簽熬粥。在這情形下，年輕的農村子弟只好離鄉背井，到都市去工作。1959年，少女歌手陳芬蘭唱演唱〈孤女的願望〉：
請借問 佈田的田庄阿伯啊
人咧講繁華都市 臺北對佗去
阮就是無依偎 可憐的女兒
自細漢就來離開 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阮安排 將來代誌
阮想欲來去都市 做著女工度日子
也通來安慰自己 心內的稀微
短短幾句歌詞，娓娓道盡了當時的社會氛圍。由於農村的傳統作物稻米、雜糧及甘蔗養活不了過多的勞動人口，年輕人被擠壓出農村，只好來到都市邊緣尋找機會，而臺灣農村的青年勤奮打拚，加上當時的出口替代經濟政策，創造了戰後第一波的經濟起飛時期。
女工們離開家鄉，到了哪裡去呢？他們來到了加工出口區、一座座的紡織工廠內。這群剛從學校畢業，帶著行李箱搬進工廠宿舍、挽起長髮、穿上制服的工人們，如同前線保家衛國的軍人一般，投入了另一個沒有煙硝的產業戰場。
1960年代，臺灣紡織業開始發展，這座島嶼又多了「成衣王國」的稱號。甚至不只是工廠，家家戶戶的客廳，都可以看見晚上挑著燈，踩著SINGER縫紉機，不眠不休進行「家庭代工」的勞動者們。他們將青春、汗血投注在一臺臺紡織機、一條條生產線上，奠定了臺灣戰後第一波工業化的基礎，吹動了抬昇臺灣經濟起飛的大風。作家楊青矗於1978年出版的小說《工廠女兒圈》，就是在描繪這群年輕女工們的故事。在美國學者、同時也是社會運動家的艾琳達研究當中，1977年以前，臺灣三個加工出口區的勞動者們，女性佔了85％，大部份都是農家子弟。而這群女性勞動者當中，大約77％的年齡都在24歲以下，簡單的說，臺灣的經濟奇蹟，可以說是都由這群來自農村的年輕女性所支撐起來的，而這些故事後來由公視改編，鄭文堂所執導的連續劇《奇蹟的女兒》。
高雄港外的旗津島上，有一座墓園叫做「二十五淑女墓」，在鄉野奇談當中，單身的年輕男性騎機車經過，可能會被「拍肩膀」、「後座會變重」，因此長輩都會告誡小男生，不要靠近那座墓園，甚至有賭客會到這裡來求大家樂的明牌。不過，這是相當污名化的一種觀點，這座墓園，現在已經改名成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就是為了紀念這群創造奇蹟的勞動女性，偉大的事蹟與身影。
原來，在1973年9月3日當天清晨，天還濛濛亮，不到七點，一群旗津島上的年輕女孩就急著趕去加工出口區上班，深怕稍微晚到，就會被扣薪水。但是當時旗津中洲到高雄的交通，完全都是要靠渡輪運輸，所以這群女孩們為了趕時間，沒想太多，就搭上中洲漁港的渡輪「高中六號」，船東為了多賺幾張船票，也不論是否超過乘載人數，人一來就統統拉上船。小船一共擠了71人，結果船開到海上沒多久，一波大浪打來，船身一個不穩，就進水了，接著船很快就翻了過去。乘客們紛紛游泳逃生，但船艙裡的乘客逃生不及，多數罹難，最終一共有25名女性溺水身亡，其中最年輕的女孩只有13歲，最大的，也僅只30歲而已。
而在過去傳統習俗當中，未出嫁的女性，無法入祀家族的祠堂，所以當地人就將他們單獨埋葬祭祀，成為早年的二十五淑女廟，地方上也開始出現了許多前述的鄉野奇談。但是這樣的傳說，對這些「創造奇蹟的女性們」來說，是相當不尊重的，所以在2008年，高雄市政府在接受民間團體建議後，由陳菊市長將墓園改成「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當時也在船上的漁民葉永雄先生，因為熟悉水性而游到岸邊，卻也不斷入海去救人，他一共救到了六名乘客，但看到25名年輕女性生命的消逝，還是不免感到悲傷。他曾到罹難者的告別式現場上香，日後經過墓園的時候，也都雙手合十、默默禱告，是他向女孩們致意的方式。而將他們的故事說出來、傳出去，是我們享受經濟奇蹟的後人們，向這群勞動英雄們致意的方式。
回顧1970年代，國際局勢急遽變動，臺灣在政治上感到壓抑，在外交上也連遭挫折，局勢相當沈悶。而臺灣人仍保持衝勁，更加勤奮工作，以「愛拼才會贏」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地努力從「黑手變頭家」。「打拚」是臺語獨有的詞彙，在華語中難以找到完全對應的概念。這個詞語，是臺灣人在數百年的殖民與移民經驗中，以「做人就要拖，做牛就要磨」的精神「拖磨」出的特有文化語境，代表臺灣人在戰後最窮困、最艱困的年代裡，腳踏實地、埋首經營的務實精神。
航空產業，也是一路從二戰之後殘破的百廢待舉，歷經韓戰與越戰等地緣衝突之下，臺灣藉由與美國合作，慢慢建立起臺灣自主的飛航機隊，以及地勤維修系統，從土法炮製到百煉成鋼。其中有太多的辛酸故事，從飛行員、維修員到相關產業工作人員的生命血淚，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下被淹沒了，他們靠毅力與勇氣撐住了臺灣飛航的生命線，卻是不為人知的的無名英雄。
又如颱風夜裡的「電線桿英雄」：強風造成停電，臺電搶修人員便迅速出現在每一根電線桿上，冒著風雨趕工，只盼社區能早一刻復電；也像是機場地勤人員，不分酷暑寒冬，在極端吵雜、嚴苛的環境下，還要全神貫注在每一次飛機起降、每一次檢查修繕、所有安全作業上，絕對不容許任何閃失，永遠都要在第一線守望跑道、看顧每一臺飛機、每一顆小小螺絲釘。這樣的職人精神，來自百工百業，共同打造了屬於臺灣獨一無二的經濟奇蹟。
救死扶傷的醫療從業人員也是如此——臺灣擁有全球稱羨的全民健保制度，與其他先進國家相較，醫療品質及效率都是數一數二的。不過在這「物美價廉」的公衛制度背後，其實是全體醫護人員在第一線所支撐起的血汗體系。當Covid-19爆發之際，站在最前線，守護所有臺灣人的生命安全、如同捍衛疆土的衛士，就是每一位穿上防護衣，連續輪班12小時以上的醫護人員。
舉個例子，根據報導者的採訪，2021年1月爆發群聚感染事件的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護理師們在疫情最危急的時期，每次工作都必須在悶熱的夏日戶外，先穿上如同太空人的隔離衣，縱使身體汗如雨下、心情沉重，還是奮不顧身奔向一床床病患。而當時部桃急診室收治量暴增了兩倍，每天湧入上百名患者，他們長時間在急診室忙進忙出，無法抽空換衣服吃飯、甚至連上廁所都沒有時間。最繁忙的日子裡，護理長黃欣萍還曾長達21天先以醫院為家，先放下家人們，全心照護病患。護理長擔心同事們的身心狀態，詢問大家，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們不會害怕，因為大家都在一起！」
這就是第一線醫療工作者的無畏、無私精神。同樣重要的，還有眾多助人工作者們，特別是社工師、長照工作者等職業，始終陪伴在窮老病殘者的身邊，在無人知曉的角落，牽著每一雙需要支持的手，拉出了一張張接住眾人的社會安全網。
而我們所熟知的「護國群山」高科技產業，也是無塵室中、研究室裡、生產鏈上所有工作人員共同拼搏出來的世界奇觀。
回顧1974年2月，略帶寒氣的早上，位於臺北車站附近的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原本只是一間退輔會經營的早餐店，因為靠近許多行政機關，所以很多公務人員都會在那邊享用熱騰騰的豆漿燒餅油條。經濟部長孫運璿、旅美專家潘文淵及李國鼎等七人，就在早餐店樓上吃早餐開會，討論臺灣半導體業的未來。會後，潘文淵起草了臺灣的「積體電路計畫」，開啟了臺灣與美國的半導體產業分工模式。接著政府選派了19位年輕工程師（包括曹興誠在內）前往美國，引進RCA的半導體生產技術。
RCA替臺灣帶來新的技術，但我們也不能忘記背後眾多犧牲的勞動者們。1969年，RCA在桃園、新竹、竹北等地設廠，生產電視機零組件。期間長期挖井傾倒三氯乙烯、四氯乙烯等有毒有機溶劑，嚴重污染當地的土壤與地下水。許多作業員（大多是女性），因長期暴露在毒性環境中，並飲用受污染的地下水，導致罹患癌症、流產甚至死亡。直到1994年污染事件才遭到揭露，一直到2017年，RCA員工的集體訴訟才落幕，RCA等公司須支付486名臺灣勞工7.1億元的賠償金。
1985年，李國鼎邀請了在美國德州儀器擁有輝煌戰績的張忠謀回臺。張忠謀原本是中國浙江人，18歲的時候到美國讀書，1958年到德州儀器工作，參與美國最新的半導體製造技術。1987年，張忠謀56歲的時候，在臺灣創立了「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SMC）。他開創了「專業晶圓代工」模式，顛覆了當時全球半導體界由垂直整合主導的局面。臺積電不與客戶競爭，只專注於將製程做到極致。這份「克勤克儉、胼手打拚」的精神，在張忠謀的領導下以及加上全體工程師、作業員日夜打拚之下，在往後的三十年內創造了無數奇蹟。
例如，在2025年1月21日凌晨0點17分，嘉南地區發生規模6.4的大地震。當時新年連假即將來到，多數人都歡愉地準備返鄉過年，但地震發生後不久，臺南科學園區南部園區周遭就大塞車，Google地圖上的道路如血管一樣鮮紅——原來是正在休假中的工程師們，擔心機房受損，紛紛自主取消假期、趕回公司值班。其中大多數人，更持續接力輪班直至年假結束，才終於安心休息。
臺灣在戰後數十年的地緣政治困局當中，決定將國運押注在遙遠的半導體技術，為群島在複雜國際政經局勢當中，打開了一條通往21世紀晶片藍海的偉大航路。這座小小多山、身世坎坷的群島，竟然能創造出全球最穩定的先進晶片製程。而上述臺灣奇蹟，都不是一兩位英雄的偉業，是千萬無名勞工數十年下來所努力堆疊出來的「群山」；事實上，也不應稱為奇蹟，而是經過累積而成的具體成就。
臺灣今天的經濟成就，是戰後臺灣打拚文化下，勞動者們的血淚汗漬——無數堅韌如草根的百工百業，在日夜不分的無塵室、救死扶傷的急診室、轟鳴的機械生產線、到深夜國道上的物流車，乃至「客廳即工廠」藤椅上的家庭代工長出的勞動果實。臺灣人以其特有的「骨力」與勤奮，默默在每一個崗位上拼搏。群山的誕生，不僅是前行者的高瞻遠矚與島國技術力的積累，更是全體國民勞動與意志的總成。
群島在政治上雖然是向內閉鎖的，但臺灣人們以「骨力（Kut-la̍t）」的「打拚文化」來縫補、修復歷史傷痕。無論戰爭下倖存的島民，還是1949年後從大江南北來到島嶼，追尋自由的離散者，各自都展現了極為強大的韌性，在美援的支持之下，臺灣人拼搏出了一條屬於自己的路，共同開拓了「經濟奇蹟」的世代。在逆風當中，飛得更高更遠。
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臺灣隊長陳傑憲在東京巨蛋擊出全壘打，當他繞過三壘的時候，在胸口比出了「Team Taiwan」的手勢，凝聚了全臺灣人的心。兩年後，2026年，臺灣隊又回到東京巨蛋，雖然一開始輸給澳洲及日本，但臺灣人一直都是在逆境中起飛的，最終在艱困的戰局當中，臺灣背水一戰，拿下了對韓國的勝利。九局下「再見接殺」那一瞬間，不只是榮譽的一刻，而是一個漫長過程的完成，全場響徹「臺灣上勇」的歌聲，迴盪在整座東京巨蛋當中。
但早日本時代，臺灣棒球就曾經聲震日本本土。1925年，就有來自花蓮港農業學校，出身阿美族部落的「能高團」棒球隊遠征日本，與日本球隊進行了九場交流賽，獲得4勝4敗1和的成績。而臺灣原住民球員在賽場上的專注神情、敏捷身手，則讓日本球迷大為驚艷，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於是能高團的球員們如羅沙威（伊藤正雄）、羅道厚（伊藤次郎）、阿仙（稻田照夫）等人，受邀加入了棒球勁旅——京都的平安中學（今日龍谷大學附屬平安高校），成為站上甲子園的第一批臺灣人。而羅沙威在日本就讀完法政大學之後，選擇返鄉任教，戰後改漢名為莊初明，培育出了花蓮一代又一代的棒球好手。
對臺灣人來說，棒球也承載了超過體育競賽本身的意義。繼而到了1931年，大阪甲子園球場裡，全場觀眾熱烈呼喊著「天下嘉農」，聲震關東，這是來自臺灣的嘉義農林學校棒球隊在甲子園決賽的英雄時刻。
自此，棒球就成為了殖民地人民期望「出頭天」的精神寄託。戰後，1960至1980年代，在外交孤立與冷戰壓力之下，在那壓抑且封閉的政治氛圍當中，草皮上與紅土間上的喊聲，不僅是純粹的競技，更是臺灣人集體情感的宣洩出口。
戰後最熱血的少棒傳奇，從一群來自臺東的原住民孩子開始——1968年夏天，一支來自臺東的紅葉少棒隊，雖然戰績優良，屢獲捷報，但卻因為缺乏旅費，無法前去臺北參加全國大賽。於是曾為白色恐怖受難者、也是《王子》雜誌的創辦人的蔡焜霖先生，看到紅葉少棒的新聞後，不顧自己捉襟見肘的財務狀況，毅然決定自掏腰包，兩度資助紅葉隊到臺北比賽。而來自資源匱乏的原鄉的孩子們，也不負眾望，擊敗了日本關西聯隊。
紅葉少棒的故事，鼓舞了全體臺灣人，捲起了臺灣的棒球熱潮；隔年，1969年，臺中金龍少棒隊遠赴美國威廉波特大賽，更奪下世界少棒冠軍。這場勝利，在貧窮而苦悶的年代，為整座島嶼帶來罕見的振奮消息。
由於時差關係，關鍵賽事往往在凌晨舉行。深夜裡，家家戶戶守著收音機與黑白電視，屏息等待結果。棒球，成為臺灣人在國際舞臺上少數能被看見的時刻。這份集體情感，也逐漸與政治認同交織，棒球不再只是比賽，而成為投射身分與立場的場域。
隨著臺中金龍、臺南巨人、屏東美和、臺北華興、花蓮榮工等隊伍接連奪冠，臺灣建立起從少棒、青少棒到青棒的完整體系。1970年代，臺灣橫掃世界三級棒球賽事，獲得「棒球三冠王」之名。對臺灣人而言，棒球從來不只是運動而已，也是臺灣精神的象徵，經過七〇年代的中華健兒、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之子，一支真正以「臺灣」之名站上的隊伍，終於逐漸成形。臺灣，因棒球而聚成一隊，而今終於成隊；我們開始因為成為自己，而驕傲無比。
不僅是棒球，臺灣女子足球隊也曾寫下許多令國人驚艷的歷史。起初在1968年，全國性的足球比賽「萬壽盃」新增了女子足球的項目，其中有一隊是由「香港人」所組成的，而由於香港足球風氣盛行，所以前幾年萬壽盃女足冠軍都是由香港隊橫掃，連霸了四年。終於到1972年，由臺南的「曾文家商」女足隊擊敗香港隊，獲得臺灣女足的第一次冠軍獎盃，也揭開了臺灣女足在賽場上的榮光序幕。
在臺灣女足的基礎逐漸扎根之際，中華足協於1974年12月開始選拔國內優秀女足選手，組建了一支在當時男性主導的體壇下，象徵「巾幗不讓鬚眉」的「木蘭女足」，可惜因為國際簽證等問題，第一代木蘭女足未能出國參賽。直到1977年，木蘭女足正式出國參賽，啼聲初試，就創下亞洲盃三連霸的驕傲紀錄，1991年更踢進了世界盃的前八強，奪下臺灣足球史上最佳成績。
而1981年，臺灣第二次舉辦「國際女子足球賽」，共有12支各國隊伍參賽，臺灣有木蘭、良玉兩支隊伍參賽。當時全球的女子足球賽事尚未成熟，有些國家甚至都還沒有組成國家女子足球隊，就連足球強權「西德」，也不承認來臺灣比賽的隊伍是正式的國家隊，甚至有些輿論說「足球就該留給男人」。這支德國女足勁旅，甚至無法披上國家隊的戰袍，但德國女足依舊來勢洶洶，抱走了當年的冠軍獎盃。之後，他們也將「臺灣經驗」帶回故鄉，正式成立了德國國家女子足球隊。2020年的時候，德國有一部紀錄片《臺北的奇蹟》（Das Wunder von Taipeh），就是在講述1981年，尚未被正式承認前的女足隊，如何透過臺灣舉辦的國際大賽，艱辛獲得冠軍的故事。雖然在賽場上是強勁的對手，但全世界女足選手，在場下卻都是患難相見的隊友。
近年來，臺灣女足的世界排名穩定維持在38名到42名之間，是亞洲女子足球的鋼鐵勁旅，也是臺灣在各大國際賽式的常勝軍。當媒體都把焦點放在熱門男性運動賽事上，外界資源投入也相當有限，臺灣女足卻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刻苦練習，而因為目前只有半職業的木蘭聯賽，所以有些球員平日必須工作兼差，利用下班時間在簡易的球場上刻苦訓練，當中的辛酸血淚難以一言道盡。
女足球員們不僅球技卓絕，更是爭取性別平權、運動員權益的先鋒。2020年，「臺灣女子足球員工會」成立，是臺灣第一個女子運動員的職業工會。他們成立以來，不斷替球員們爭取權益，包括場外無形的結構困境，例如酬勞過低、不當的球員契約等等，成為了女子足球員們最堅實有力的靠山，更是臺灣女性運動員的平權里程碑。
在體壇的最高殿堂，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上，臺灣也曾經出過不少英雄，也拓展了臺灣全民運動的領域。因為有了這些選手在國際賽場上衝鋒陷陣，讓更多運動員、更多孩子們得以擁有夢想、看見典範，例如在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獲得十項全能競賽銀牌的「亞洲鐵人楊傳廣」、1968年獲得墨西哥奧運銅牌的「飛躍的羚羊紀政」等人，鼓舞了全島的田徑選手們；而又如舉重、體操、跆拳道、桌球、羽球，近年在國際體壇上屢創佳績。
那一幕幕在賽場上奮力拼鬥、滿身汗水的影像、都成為了臺灣精神的永恆象徵。例如2020年東京奧運羽球男子雙打金牌戰上，李洋、王齊麟對決中國選手，在最後決定關鍵勝負的一球，是透過鷹眼（裁判輔助系統）判定球的落點在界內，「麟洋配」以些微之差擊退了中國強敵。而那關鍵的勝負落點圖，也被網友製成了圖片，在網路上瘋傳，一度成了新的臺灣象徵。
這也是先前的運動員們在有限的資源下披荊斬棘，替後進開拓出來的榮耀大道。這些選手的動人事蹟，也感染了觀賽的球迷們，鼓舞更多孩子投入訓練，讓臺灣體育環境更加茁壯強健。
不過，體育並非職業選手專屬的活動，近二十多年來，臺灣全民運動風氣越來越盛行，從早期的桌球、羽球、登山、游泳、跆拳道等等體育項目。體育逐漸走向日常化、個人化、非競技的全民浪潮，如2000年後興起的自行車環島、2010年代後開始盛行的路跑活動，到近年的健身訓練，幾乎所有臺灣人都能參與、都曾參與過一項體育活動，並在社群平臺上分享個人練習、大汗淋漓的照片，感染更多身邊親友投入運動，臺灣人們開始享受與自己身體對話的感覺、達成自我成就的喜悅，也因此開始欣賞體育場的毅力與掙扎，無關勝負，是一種體驗人類超越精神與身體痛苦的美學。而特別是馬拉松路跑，長達42公里的漫長路程，運動者們強烈感受到個人的終極孤寂與疲憊，卻樂此不疲，因為在終點之後，是更大的成就及愉悅。這也說明了，為什麼路跑運動越來越盛行，目前全臺灣每年都有500場左右的路跑活動舉行，換算下來，每個週末都有超過一場以上的大型全民運動賽事舉行。
當然，就算無法親身參與運動，只要是在電視機前面觀看轉播、進場看球、購買運動員周邊商品，都是對於臺灣體育環境的支持，都是為臺灣體育貢獻了相當重要的一份心力。當越來越多國人支持運動員、甚至實際參與運動，運動風氣就會越來越盛行，更多資金就能幫助到運動員訓練與比賽，就能帶動體壇的正向循環。因此，不僅運動場上為國爭光的運動員們是英雄——所有進場看球吶喊的球迷們、在社區運動場流汗練習的民眾們，全部都是運動場下的無名英雄。我們所有臺灣人，都是臺灣隊的一員。
參考書目：
陳麗婷報導〈勇敢，但也會跟著病人流淚──疫情下蓋起「組合屋」的急診護理長黃欣萍〉，《報導者》（電子媒體），2022年7月22日。
賴佳欣〈女兒國度的美麗與哀愁－論楊青矗《工廠女兒圈》的女工群像〉《歷史教育》12期，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8年。
楊青矗《工廠女兒圈》，水靈文創出版，2018年。
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玉山社，2017年。
游珮芸編、周見信繪《來自清水的孩子》，慢工文化，2020年。
1990年代初期，臺灣迎來關鍵轉折。1992年，刑法一百條修正，金門、馬祖解除戰地政務，象徵長達近四十年的威權體制正式走入歷史；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中國以武力恫嚇臺灣，意圖阻礙當年的總統直選，但在戰火威脅中，臺灣仍舊和平地，完成了400年來第一次總統全民直選。
自1980年代起累積的社會能量開始全面展開，多元觀點浮現，不僅推動民主制度的深化，也在族群、性別、環境等議題上持續前進。解嚴之後的臺灣，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對象，而是逐步成為能夠回應自身問題、形塑公共價值的社會。今日的臺灣，在民主與人權表現上名列亞洲前茅，是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會，也擁有相對穩定的治安與醫療福利體系。這是一段不斷修正、辯論與前行的過程，也是在自由之中學習如何共存，在差異之中尋找共同體的可能。
在外部威脅持續升高的情況下，臺灣社會內部依然存在認同差異與政治歧見，但經過數十年的共生共容，已逐漸形塑出一個新的共同體。當代「臺灣人」的認同，不再以血緣或來處界定，而是在生活之中被不斷實踐。如同飲食文化的交融，有小籠包、肉燥飯、奇那富、越南米線與打拋豬，共同構成日常風景。當非洲豬瘟來襲時，「守護臺灣肉燥飯」成為口號，正說明了防衛不再只是抽象的國族命題，更是對生活本身的珍惜。
回望過往，臺灣人曾在戰爭與威權之中感到遺憾與困惑，也曾在冷戰陰影下默默打拚、建立自我。走到今日，「上戰場」不再是被動動員的結果，是出於自覺的選擇，為了守護民主制度、全民健保、多元平等的社會，以及那些日常卻無可取代的珍貴事物。
走到此刻，我們回望一路走來的人們，也必須直面當下的提問：此時此刻，我們要為臺灣做出什麼選擇？又希望群島飛向哪一個未來？或許我們內心的堅定，從來不是因為無所畏懼，而是在理解風險之後，仍選擇站在一起、攜手而行。這正是屬於當代臺灣的韌性，一種能夠調整、回應、持續行動的能力，也是臺灣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時，最重要的意志與勇氣。
1980年代，民主化運動興起，壓抑許久的族群意識也同步萌芽、茁壯。這段從「追求平權」到「實現平等」的過程，正是臺灣成為自由民主之島最動人的合奏樂章。
在1950年代的時候，政府強力推動「國語政策」，校園裡全面禁止說臺灣本地的母語，如臺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母語也逐漸被視為比較「低俗」的文化語言，在社會及教育體制當中，不斷被矮化、邊緣化，因此在戰後短短的三、四十年間，不同世代之間的語言習慣出現隔閡，從原住民各部落的語言、到客語，甚至是臺語，都出現了語言、世代記憶及文化傳承的危機。
當時許多有識之士，已經發現到語言斷裂的情形，祖父母說的客語，孫子女都聽不懂，彷彿相處於平行時空。於是到了解嚴前後，客家文化運動人士、學者及記者們共同創辦了《客家風雲》雜誌，並於1988年12月28日發起「還我母語運動」，號召了全國各地上千名的客家鄉親，來到臺北遊行抗議，訴求廢除《廣播電視法》中對於母語的限制，現場也舉起了孫文戴口罩的圖像（因為孫文是廣東人），喊出「和平、奮鬥、救客家」等口號。呼籲政府鬆綁語言政策，正視母語流失的現象。
經社會各界有志之士不斷努力倡議下，語言限制逐漸放寬，再經過數十年的社會溝通與立法努力，2019年臺灣終於正式通過《國家語言發展法》。將原住民族語、客語、臺語、馬祖閩東話、甚至是手語，都被法律賦予了「國家語言」的平等地位，不再由「臺灣華語」所獨佔，語言也不再有高低之分。而為了紀念1988年的語言運動，2022年以後，將「全國客家日」訂為12月28日，當天也稱為「還我母語運動日」。
同時，在客家前輩的努力奔走之下，2003年，全臺灣第一個母語電視臺「客家電視臺」成立了；隨後，原住民族電視臺（2005）、公視臺語臺（2019）也陸續成立。母語電視臺透過聲音、影像、字幕，讓不熟悉華語的長輩也能觀賞電視節目、讓晚輩也能透過字幕來學習母語、讓所有族群都能透過文化近用的概念，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化，傳承自己的歷史記憶。這是臺灣民主化之後，相當珍貴的平權經驗。
如果說語言是族群的靈魂，那臺灣的小吃文化就是最溫暖的載體。臺灣的小吃從不只是單純的食物，在臺灣的街頭巷尾，我們可以看見各族群對山林風土的運用，每種小吃都隱含著各自族群上百年的文化記憶。從飲食當中，就能看出臺灣多元共生的社會結構。
逛一圈臺灣夜市，我們就能享用到早期漢民開墾的飲食智慧，閩南及客家族群從稻米文化發展出來的數十種米食小吃：有飯丸、肉燥飯、粄條、清蒸肉圓等；也能品嚐原住民從山海之間採集烹調的各種珍饈美食如阿拜或吉拿富（Abai、Cinavu、小米粽）、喜烙（Cilaw，醃生豬肉）等等；1949年後隨國民黨軍民而來的各省大江南北風味，加上新的創意而誕生的國民美食，如牛肉麵、大餅、蔥油餅、蒙古烤肉；以及新住民們帶來的南洋香料氣息，如河粉、米干、檸檬魚等等，都令人食指大動，回味無窮。
臺灣368個鄉鎮市區，各地都有自身獨特的「手路菜」，山村有竹林山嵐的氣息，漁村也有海風吹拂下的美妙滋味，共同演化出獨一無二的「臺灣味」。例如一碗簡單的陽春麵裡，麵條可能是來自眷村的手藝，也加入來自府城家傳的肉燥，而旁邊配的醃蘿蔔可能是來自客家庄裡相傳的百年食譜。這些繽紛多元的食材組合、烹飪技術、風土氣味，相互交融合成獨特且富饒的臺灣文化風景。
在民主化轉型後的臺灣，社會不再是「單一旋律」的獨奏，而是一場「多音交響」、所有臺灣人合聲齊唱的美麗樂章。其中最動人的樂段，莫過於在宗教信仰的包容與性別平權的實踐中，所展現出的多元與開放。
臺灣的宗教地景，是這座島嶼開放性格的最佳寫照。從白沙屯媽祖進香，數十萬人齊一步伐與信念，各自追隨神轎從苗栗走到雲林，沒有固定組織卻又齊聚在信仰之下，一路上互助合作，沿途居民提供飲料和食物，展現出傳統民間宗教崇高且動人的精神力量。而大型宗教活動又如城隍爺繞境、青山王夜巡、東港燒王船、各地宮廟建醮等等，數十團陣頭紛紛出動，神轎之前的報馬仔、開路鼓、神將（大仙尪仔）、家將團、鼓陣、宋江陣、藝閣、蜈蚣陣、雜技表演、北管樂隊等等，都融合了傳統藝術、民俗信仰，以及當代的表演形式，成為臺灣最有活力的民間力量之一。
而當代各式宗教在臺灣的傳播，也是相當和諧且平等。假日清晨，薄霧山間傳出的教堂詩歌吟唱、到教會牧者用臺語所述說上帝的疼痛（thiàⁿ-thàng）、各地宗教團體所開設的醫院，如長老教會馬偕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佛教慈濟醫院等等，傳播無上的悲憫與關懷精神；伊斯蘭教信仰者也在靜謐的清真寺裡、各公共空間裡的「穆斯林祈禱室」裡，默默朝向麥加禱告。而到了每年的春末時分，各地移工齊聚於車站附近廣場，舉行熱鬧的開齋節活動，分享伊斯蘭文化裡的虔誠與喜樂。
臺灣一年四季都有各種信仰舉辦的各種祭祀儀典，共同譜成了多音交響的心靈樂章，這不僅是「共存」，而是尊重、包容彼此的「共生共榮」。這種宗教的交響，反映了臺灣人對於神靈與土地的樸實情感。民間信臺仰中的慈悲與互助，往往在災難發生時轉化為強大的社會救援力量。更重要的是，在自由的體制下，宗教不再是被管制的對象，而是心靈的避風港與社群向心力的來源之一。這種跨越教義、相互尊重的精神，讓臺灣成為世界上宗教自由度最高的地區之一。
而性別議題的進展，則象徵了個體身分的平權與解放。從早期的父權社會結構，到1970年代女性意識抬頭，直到2000年後多元性別群可以一起昂首闊步走在街頭，臺灣社會不斷地在反思與辯論中，重塑「性/別」概念。
一路走來，臺灣的性別平權之路相當顛簸坎坷，可說是一條由許多生命血淚所鋪成的荊棘之路。
1996年1月30日，當時民進黨婦女部主任的彭婉如女士，到高雄參加會議，預計提出保障婦女參政的條款，卻在會議前一天晚上失蹤，數日後，被發現陳屍於一處偏僻的果園中。彭婉如離奇的命案，突顯了當時女性人身安全保障的嚴重問題，震驚了社會各界。民進黨立即通過「婦女參政四分之一保障條款」；婦女團體也紛紛站出來，於該年12月舉行「女權火，照夜路」遊行；立法院隨之於年底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隔年，「彭婉如基金會」成立，為促進女性的平等權益而力倡議。
2000年4月20日，屏東高樹鄉一名國中生葉永鋕，因為氣質比較溫柔，經常被同學霸凌，使得他只敢在上課的時候去廁所。結果當天葉永鋕被人發現昏倒在校園廁所當中，腦部受重傷，送醫不治。葉永鋕的悲劇，突顯了性別平等教育的不足，對於多元性別的理解更是付之闕如。這場悲劇也加速了臺灣社會對於性別平權的倡議，社會各界以「玫瑰少年」來紀念葉永鋕，呼籲推動性平教育，終於在2004年，立法院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開始重視多元性傾向、性別認同的基礎教育。
而同志平權的聲音，更是在90年代中期後不斷擴大。2003年，在同志團體的努力下，臺北首次舉辦同志大遊行，將同志的美麗與驕傲、經驗與訴求都在洋框下勇敢釋放；2006年，立法院在蕭美琴等委員提案下，開始出現「婚姻平權」的法案，但因為社會各界反彈聲音過大，所以法案不斷被擱置；2016年，畢安生（Jacques Picoux）老師相戀35年的伴侶過世，卻因無法繼承伴侶的財產，導致生活遇到困難，因而在該年10月自殺。畢安生的死訊，代表臺灣同志伴侶之間的困難境遇，促成了更多同志與直同志站上街頭、高喊平權訴求，加速了同志婚姻倡議的腳步。
終於在2019年，經由大法官釋憲，立法院通過《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後，臺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這不僅是法律的修訂，更是社會價值觀的重大跨越。這標誌著我們從一個強調「固定角色」的傳統社會，轉向一個尊重「個人選擇」與「多元認同」的現代國家。現在的臺灣，性別不再是限制發展的框架，而是豐富社會色彩的光譜。無論是參與政治決策的女性，還是勇敢定義自我的多元性別者，都在這座島嶼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位置。
「多音交響」的核心意義在於：即使音頻不同、調性各異，只要在尊重與法治的基礎上，就能共同譜出和諧的曲調。宗教的寬容與性別的平等，共同構建了臺灣民主的基礎。當每個人都能自由地選擇信仰、自由地定義愛與身分，這座島嶼才真正成為了一個讓所有生命都能自由綻放、和諧共鳴的民主家園。這份自由，是我們走過冷戰閉鎖、邁向全球化未來最珍貴的資產。
島嶼的身世，從來就不甚平靜，風雨飄搖，而「韌性」也早就刻進了臺灣人的基因當中。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那場深夜巨變雖然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卻也成為臺灣現代救災體系的轉捩點——政府開始有系統地培育搜救犬隊、組建專業的急難救助隊伍、建立三級災害應變中心制度、推動老屋健檢與《危老條例》，並完善了全臺的防救災法規如《災害防救法》法等。
而在隨後的莫拉克颱風、花蓮馬太鞍溪溢流等天災，持續考驗著這份韌性。災區救援及復原，不僅是政府的義務，在每一次的斷垣殘壁前，總能看見如許多慈善團體與民間志工的身影，例如2025年馬太鞍溪溢流事件，成千上萬趕赴花蓮、穿梭在洪災現場「沒有披風的鏟子超人」身影，感動全體國民，帶動了正向的善念循環，更象徵著臺灣社會強大的互助能量。
在經濟發展上也是如此。1990年代至今，臺灣在多次全球危機中展現了極高的適應力。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SARS以及金融海嘯的衝擊，市場並未因此停滯，反而逆勢孕育出許多揚名國際的「隱形冠軍」。邁入21世紀，面對中國崛起，臺灣曾一度陷入產業外移的危機；直到2017後，受惠於求地緣政治的變化、全球供應鏈的重組，以及AI技術的飛速發展，臺灣半導體產業順勢成為全球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關鍵節點，進而打造出今日聞名世界的「護國群山」。而臺灣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與社會福利制度，也為這股經濟動能提供了最安定、紮實的後盾。
面對更複雜的安全威脅，我們的社會也逐漸理解：韌性不只來自應對天災及經濟變局，更來自全社會的準備與責任。守護家園，不只是軍事問題，而是選擇把組織力、互助力與公民意識延續到未來。
近年來，地緣政治的衝突與戰火一再提醒我們：和平從來不是理所當然的存在。從烏克蘭勇敢抵抗俄羅斯的侵略、伊朗人民在高壓統治下反抗獨裁、日本人選擇了迎向地緣政治的挑戰——地緣衝突的陰影以不同的面貌籠罩著無數人的日常。那些曾經以為穩固的邊界、自由的生活，在砲火與壓迫降臨的瞬間，都成了必須以血與汗捍衛的事物。
烏克蘭是一個擁有大片肥沃黑土、一望無際金黃色麥田的美麗國度。因為地理因素而受盡強權欺凌。回溯歷史，這片美麗的土地，曾經是二戰時期「東部戰線」最慘烈的戰場，遭受過共產與納粹戰爭機器的反覆蹂躪，沃土成了血色大地。儘管在血緣、文化與地理上與俄羅斯極為親近，但烏克蘭人對這片土地的深情，早已躍升為一種清晰的國家主權意識。烏克蘭人都知道，親緣不代表依附服從，深厚的歷史淵源更不能成為被併吞的藉口。
2014年，這份追求主體性的意志在基輔的獨立廣場上聚集，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走上街頭，反對腐敗親俄領導人，表達了加入歐盟、擁抱民主價值的意願。然而，追求自由的代價隨之而來。俄羅斯先是併吞了克里米亞，隨後在烏東地區挑起衝突。到了2022年，俄羅斯藉口發動全面入侵，試圖直取首都基輔，併吞烏克蘭。
面對這場不對等的戰爭，烏克蘭人展現了令全世界動容的韌性。從堅守陣地的士兵到自發組織後勤的平民，他們用行動證明了：沒有自我防衛的決心，就沒有真正的和平。這種全國一致、守護土地的團結力量，不僅成功抵擋了初期的閃電戰攻勢，更贏得了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尊重與實質支持。而這場入侵，也讓和平已久的民主國家們意識到，和平不是常態，強權的野心若沒有被遏止，戰爭隨時都會一觸即發。
詭譎的國際情勢，讓人們重新理解防衛的意義：真正的安全，不只來自武器的部署，而來自人民是否真心願意守護所珍惜的社群，捍衛國家的尊嚴與主權。對臺灣而言，地緣的烽火從未真正熄滅，它無時無刻提醒著我們民主制度的脆弱，以及戰爭風險的如影隨形。然而正是這份清醒，鼓舞了我們在風雨之中，更堅定地擁抱民主自由的選擇。
在並不很久的三十年前，1996年3月23日，臺灣迎來400年來第一次的總統直選。但中國擔心臺灣全面民主化之後，會讓臺灣人在投票過程中，感受到「實體國家」的狀態，因此透過文攻武嚇，千方百計要阻止臺灣的總統直選。因此在1995年，中國開始在台海周遭進行實彈射擊、攻台軍演，企圖擾亂臺灣的民心。結果台海危機反而激發了臺灣人對於民主實踐的強烈決心，也凝聚了全國的士氣，第一次總統大選的投票率高達76.04％，而且選舉過程相當和平理性，四組候選人及支持者們也在選後，展現了民主的風度。自此，臺灣的民主進程創造了新的里程碑，大步往自由且平等的社會邁進。
回到當前的局勢，世界秩序依舊充滿不確定，戰爭的陰影並未遠離。臺灣人能否在壓力之下，堅持民主的理念、彼此扶持、風雨同行？是當前最嚴峻的考驗。但也正是在這樣的風險中，群島重新理解了自身的位置——我們並不孤單，而是與世界同行、Taiwan can help，小國小民，卻是好國好民。地緣政治的動盪未歇，臺灣已不只是百年前悲情受迫的邊陲島嶼，而是一個勇敢自信、能夠捍衛自我尊嚴、守護自由價值的主體。我們選擇了民主、選擇開放、包容與多元、選擇迎向全世界、選擇彼此站在一起，是我們島國意志之所向、榮光之所歸。